乡村的教育与社会的发展有那些关系呢
这次中国女排在里约获得冠军后，大家在欢呼雀跃之中意识到，最宝贵的东西并不是金牌，而是运动员们的精气神。举国体制，包括用这种办法发展体育运动，不仅是集中使用资源以及借此获得显著成绩，更是政府和全社会劲儿往一处使，全神贯注地做好对中华民族发展至关重要的事情，是一种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举国体制最应该用到的地方其实是多年来一直发展不平衡的乡村教育。
演员王宝强成长经历最近因其家庭变故引起众人关注。按照媒体的介绍，王先生8岁就进入少林寺习武，14岁离开，之后出演电影《盲井》以及其他影片。其实我们不太清楚他在14岁之后的教育背景和北漂经历。这里的问题是，在王先生应该接受国民义务教育的9年里面，是否有人认真有效地帮助他履行这一公民的义务和权利。王宝强扮演的角色，被陷害的16岁农村少年元凤鸣，在生活中因为贫困而被迫离开已经考上的高中。在各地煤矿发生的现实版“盲井”悲剧背后，有不少极度愚昧和凶残的犯罪嫌疑人。他们的教育程度又如何？他们受过完整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吗？广大农民工务工前所上学校的质量如何？对乡村教育，全社会能够保持持续的关注和深度的关心吗？
元凤鸣这样的少年以及企图加害他的法盲和半文盲，是少得可以忽略不计，还是多得让我们不愿正视？
我们老是说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当下的乡村教育不平衡的状况已然在我们的发展道路上挖出一个大得难以绕开的陷阱。普及和均衡发展的国民教育是现代化的领头羊，所有公立学校在师资和设施上应该高度均衡一致。只有这种安排才能有效体现国家对基础教育的质量控制，进而有效加强社会规训和社会控制，强化中华民族认同，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提高到现代国家发展需要的水平。有教养的民众不仅善于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革，在社会问题上也会善于沟通，对蛊惑煽动有良好的抵抗力，愿意选择和接受温和渐进的社会改良。而“盲井”现象背后的基础教育缺位以及由此造成的基层社会乱象，是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我们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我们继承了民国时期错误的顶层设计。2015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的经费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但是并没有保证各地学校达到统一标准和教育水准的硬性制度规定，也没有将义务教育与乡村建设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两点，也就是默认各地基础教育出现不平衡的状况，并且忽略乡村学校直接辅助农村基层政权的功用，实际上是蔡元培在1912年全国教育会议上所提出的基础教育方案的一个翻版。代表江浙财团利益的蔡元培可能是因为不太熟悉全国的情况，或者是出于狭隘的地方主义，完全不在意基础教育在全国的均衡发展。他设计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办法是：中小学教育主要由各地自己负责，而不是像多数发达国家那样，由中央政府来保证每一所学校达到全国统一的经费、设施和师资标准。蔡元培也没有认同梁漱溟、陶行知和晏阳初的下述观点：教育不仅仅是办学校，教育是乡村社会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蔡元培的教育思路和政策应该是民国国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蔡元培先生的方案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该方案仅仅适用于社会治理水平业已相当成熟的地区，比如江浙和其他富庶省份的中心地区。按照这一顶层设计，教育先走一步，在落后地区起到拉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就完全不可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以举国体制办乡村教育，否则我们将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水平均衡的中小学体系，让落后地区的农民子弟享受到高质量的免费教育。
旅日作家唐子辛谈到日本小学生带回家的行为准则，其中包括：一日三餐都好好吃饭了；不挑食，什么都吃；明朗、精神地大声问候；饭后能做到好好刷牙；认真洗手、漱口；没有忘记随身携带手绢和纸巾；借的东西都好好归还了；没有说过小朋友们的坏话；没有脱离小朋友们。
《盲井》里的元凤鸣以及加害于他的罪犯，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吗？如果有，他们还会上演那样漆黑的悲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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